龙伏镇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QQ登录

只需一步,快速开始

搜索
热搜: 浏阳 龙伏镇
查看: 2542|回复: 1

“戊戌第七君子”徐致靖何以能刀下留生

[复制链接]

59

主题

73

帖子

314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314
发表于 2013-12-5 17:47:0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  “徐徐云尔;陈陈相因”

  “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徐氏父子,陈氏父子。”

  戊戌变法失败后,有人以这样的对联嘲讽被革职查办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和徐致靖、徐仁铸父子。陈家几代人杰,徐家则被称为“父子三翰林”(徐致靖和儿子徐仁铸、徐仁镜都是翰林)。

  自1897年徐仁铸于南下长沙,接替江标出任湖南学政,陈家与徐家的命运就已经呼吸相关,密不可分。徐仁铸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合力推动湖南新政。徐致靖与整个百日维新关系很深,他先后上折子保举的六个人,包括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以及袁世凯,他之所以获罪就是因为举荐了康有为等五人,差一点成了刀下鬼,但对此他终生不悔。对于保荐袁世凯,他一生痛悔不已。他的余年,就在这样的不悔与悔之间度过。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等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鲜为人知的是慈禧太后最初要处斩的不是6个人,而是7个人,第七位“君子”就是当时官至二品的礼部右侍郎徐致靖。因刀下仅存,所以他晚年在杭州,别字“仅叟”。

  二  刀下何以仅存?

  “戊戌七君子”怎么成了“戊戌六君子”?徐致靖何以能不死?

  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9月24日,九门提督署到徐府抓人时,正值徐致靖外出,一回家,他就自行到刑部投案,并无惊慌失措。

  他的官职比“军机四卿”要高,又保举了康、梁、谭等人,还上过许多变法改制的奏折。入狱之后,他自以为必死,9月28日,他得知要处决一批犯人,穿好官服等候上路,几个子侄也准备带上棺材在菜市口等候。因为侄儿徐仁录去路上迎接从长沙北来的徐仁铸,徐仁镜呆了,不能说话,只有侄儿徐仁铨一人赶到菜市口:

  看见人山人海,纷纷谈说:差使(按为当时口语,即处决人犯的官卒)出来,头一辆车一定是徐致靖。霎时间,听炮声,远望顺治门洞里,涌出一支人马,街上人喊道:差使来了。又听见有人喊道:很奇怪,怎么头一个斩犯是谭大人呢?(许姬传著《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35页。本文未标明出处的引文均来自此书)

  只见第一辆囚车上是谭嗣同,第二辆是杨深秀,第三辆是杨锐,第四辆是林旭,第五辆是刘光弟,最后一辆是康广仁。

  徐仁铨目睹大刀王五收了谭嗣同的尸。人散了,也没见伯父被绑出来,只好把棺材先寄存在原来的店中。回了家,见仁镜还瞪着眼呆立在门口,赶紧把他拉进家,告诉他今天没有事。

  这一史无前例的惊天大案刑部不敢审,奏请派大臣会审,结果突然下旨处斩,越过了当时所有的法律程序,刑部官员都很惊讶,连《大清律例》都不顾就要杀人。

  徐致靖由“斩立决”改为“斩监候”,原来是李鸿章“重托荣禄”,才保住性命。徐、李两家渊源很深,外人不知。他幸免在狱,读书养性,并没有后悔自己卷入维新运动,对前去探监的侄婿言謇博说:“我们主张变法改制,效法明治维新,可谓对症下药,虽然没有成功,但我相信,将来还要走此路,这是大势所趋,少数人阻挠不住的。”狱中,《祭六君子文》《续正气歌》的腹稿都打好了,等他到杭州住下,才默写出来。在狱两年,精通中医的他常为犯人治病,救活了不少人。八国联军进京,全部犯人释放,他不愿走,“我是大清国的犯官,判我绞监候,现在外国人开监放囚犯,我不能听他们的命令”。一直等到监狱的伙食都停了,他才肯出来,并请刑部尚书贵恒代奏请命,两个月后,得到西安来的赦旨,才经天津航海南下,在杭州姚园寺巷定居。这个房子是徐仁铸在戊戌事败母亲病故,扶柩南归后的定居之所。这年8月等到父亲出狱南下时,他已患肺病去世,“徐徐云尔”,父子终于未能见面。当时有人集一联:“不孝男徐仁铸,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显考;昧死臣谭嗣同,末学新进,罔知忌讳,干冒宸严。”

  徐致靖晚年常说:“我应该跟六君子一起走,留下我有什么意思?”

  在他外孙许姬传的回忆录出版前,他何以不死长期都是个谜。戊戌事发,他被捕当天,李鸿章在院子里转圈子,最后决定找荣禄帮忙:“年侄徐子静,是个书呆子,好唱昆曲,并不懂新政,你给讲个人情。”荣禄表示为难,因为徐是要犯。李再三重托“保住他的性命”。第二天,荣禄面见慈禧太后,看到判罪名单,第一名就是徐,“斩立决”,下面是谭嗣同等六人。荣禄进言:“太后英明,这些人都是罪有应得,不过徐致靖听说是个书呆子,整天在家里唱昆曲,吹笛子,他并不懂新政,恐怕是上当受骗。”慈禧太后面带怒容说:“徐致靖不是好东西,他离间我母子,你为什么袒护他?”荣禄忙跪下说:“奴才不敢,不过据奴才知道,徐致靖升了礼部右侍郎后,皇上没有召见。”太监奉命去查档,果然,光绪帝三个月内都没有召见过徐,她这才辞色缓和下来,对荣禄说:“看你的面子,叫他老死狱底吧。”动笔把“斩立决”改为“斩监候”。荣禄为表示自己费了大力才保住徐的性命,所以对李鸿章说得很详细。是李的后人亲口告诉徐的后人的。光绪帝为什么三个月没有召见过徐?其实是因为徐“耳朵重听”,身为皇帝,还不得不防隔墙有耳。这一点张元济应召时就感觉到了。

  原来,李鸿章与徐致靖的父亲徐伟侯1847年同时在考棚应考,李得了疟疾,文章未完成,徐去隔壁探病,李叹息“今科无望,完了”。徐问:“你做了几篇?”李说只誊清一篇,还有两篇是草稿,来不及修改就病了,拿笔哆嗦,无力完篇。徐说给我,我代你整理抄写,递进去试试。结果李一举中了进士。日后李鸿章位极人臣,徐总是当个知县,但两家的渊源非同寻常,不为外人所知。至于荣禄为什么会买李鸿章的账,在当时波诡云谲的复杂时局中,他也离不开懂洋务、会办外交的李鸿章支持、帮助。我前面提及他对陈宝箴也曾力保。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出任直隶总督,奉旨推荐人才,开列过一个31人的名单,其中就有陈三立、黄遵宪这样的维新派,还有袁世凯。

  三  不悔的《密保人才折》

  徐家杰(伟侯)与李鸿章同榜中进士,一直在山东等地做知县,晚年任北京金台书院山长,但因为受了洋务派影响,“主张开铁路、种牛痘,和李提摩太是朋友,向他打听英国何以能够富强的道理。他教育子弟,着重研究中国历史,还主张研究外国历史”。徐致靖从小受父亲教诲,“治经学、史学之外,留心洋务及经世之学”。1895年,父亲病故,他回宜兴住了27个月,“看到外来侵略频繁,政府官吏贪贿成风,非常气愤,常说要出几个张江陵(居正)、海刚峰(瑞),才能扭转风气,不打算再做官”。急公好义、有乡望的叔叔徐憩泉劝他,身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可以专折奏事,“当国家危急之秋,应该有所建树,岂可倦勤”。

  年轻的光绪帝在甲午战后励精图治,试图有所作为,朝野内外志士主张变法维新、挽救危亡的呼声日益高涨。1898年6月8日,徐致靖以翰林院侍读学士(正四品)身份上《守旧开新请明示从违折》,提出“外侮方深,国是未定,开新守旧,两无依据,请乾断特申,以一众心而维持时局”。(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是百日维新前夕军机处上呈慈禧太后的重要折片,史称“请定国是疏”。  三天后,即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自强。在此后的103中,徐致靖至少还上过7个重要的折子,对变法进程有或大或小甚至关键的影响:6月22日的请废除八股折,7月7日的《请酌定各项考试策论文体折》,8月14的《请开编书局折》,9月5日的《请酌置散卿折》,9月11日的保袁世凯折,9月14日保举人才折等。有人考证他的这些重要折子几乎都是康有为代草的,其实这一点并不重要。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他6月13日上的《密保人才折》,荐举了工部主事康有为、湖南盐法长宝道兼署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刑部主事张元济、广东举人梁启超共五人,建议光绪帝将他们“或置诸左右,以资顾问;或进诸政府,筹措新政”。

  光绪帝当天下旨,预备三天后召见康有为、张元济。据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日记,光绪帝5月26日曾向他索要康有为“所进书”,他回答自己与康不往来,光绪问为何?他回答“此人居心叵测”。问他以前为何不说,他说最近看了康的《孔子改制考》才知。其实,6月15日,康、张还和已被开缺的翁同龢一起吃晚饭。16日,康有为第一次见到了光绪帝。同时,光绪帝下旨召黄遵宪、谭嗣同进京,安排梁启超在各国总理衙门。康、谭等能直接参与新政,徐致靖功不可没。也正是这一折子导致他入狱几乎丧命,“一门三翰林”统统革职。  政变发生后,徐仁铸请求代父坐牢,具折陈情:  臣父一生忠厚笃实,与康有为素不相知。臣去岁入湘以来,与康有为之门人梁启超晤谈,盛称其师之品行才学。臣一时昏聩,慕其虚名,谬谓可以为国宣力,当于家信内附具节略,禀恳臣父保荐。臣父溺于舐犊之爱,不及博访,遂以上陈。兹康有为获罪,臣父以牵连逮问,推原其故,皆臣妄听轻举之所致也。  徐仁铸为父开脱,要代父入狱,其情可嘉,他说的既有事实,又非全是事实。当时,他对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的梁启超十分器重,认为梁的《幼学通议》“切实晓畅,实为蒙养之要”。徐仁铸与陈三立、黄遵宪、谭嗣同在湖南共同协助陈宝箴推行新政。徐仁铸的幕僚周善培回忆说他与谭嗣同、梁任公、黄公度“最为投契”。推荐康有为是因为谭嗣同在他面前称道。湖南新政因受保守势力的反对,阻力很大,他有“改变方针向中枢发展”的想法,他寄给父亲康、黄、谭、梁的简历,由此推动了这份《密保人才折》。胡思敬的《戊戌履霜录》中说,徐仁铸“密疏梁、谭及康有为、黄遵宪”,“求父致靖荐达于朝”。但,徐致靖与康有为并非“素不相知”,而是早有所知。  研究戊戌变法史的专家汤志钧认为,徐致靖的“请定国是疏”很可能就是康有为草拟、经徐致靖修润的,除康有为自编年谱外,梁启超的《致夏曾佑书》也说到此事。1898年康有为在北京发起保国会,徐仁镜、徐仁录都参加了,参与其事的李盛铎也曾向徐致靖称道康的才识。徐致靖的保举人才折上去后,康有为住到徐家附近,一天三次到徐家谈维新变法的计划。当时他听康大谈《春秋》《公羊》,“非常投契”。康有为自编年谱中说:  吾以开会,由金顶庙迁至上斜街,与徐宅相望,日夕过从。徐君老而好学,乃至请吾说《春秋》,侧座听之,近古所无也。  徐仁镜对外甥许姬传说:“康主张君主立宪,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与你外祖的意见相同,所以很谈得来。”  9月4日,由于礼部主事王照上书言事受阻,引发光绪帝罢免六堂官,王照赏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第二天,徐致靖升礼部右侍郎(二品)。谭嗣同等四人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这是百日维新的最高峰,也是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举对旧大臣、慈禧太后的刺激加速了戊戌变法的失败。  危机日迫之时,康有为、谭嗣同除了推动徐致靖上书光绪帝,保举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还建议光绪开懋勤殿,起用顾问官十人,请王照和徐致靖等具折保举,徐保的人以康有为为首,王保的人以康广仁为首。9月12日宋伯鲁上《拟开懋勤殿以议制度折》,9月13日,宋伯鲁上《选通才以备顾问折》,9月14日,徐上《遵保康有为等折》、王照上《遵保康广仁等折》,折子都是康有为起草的。当天,光绪在百日维新期间第十二次去颐和园请安,请示开懋勤殿议新政,被慈禧太后严厉驳回,这是变革启动以来前所未有的。(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172页)这才有了光绪帝向军机四章京等问计的那份密诏,其中并未提及康有为的名字。  新政风雨飘摇,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矛盾开始激化。9月17日,光绪明发上谕命康有为迅速出京,去上海办报,不得迟延。(早在7月31日,光绪帝就命康到上海办《时务报》,康曾具折谢恩,却迟迟不愿离变法旋涡的中心北京。)当天,康到徐家吃饭,大家都劝他南行,癖好昆曲的徐致靖还唱了《长生殿·弹词》一折,苍凉动人,康说有“变徵之音”。很多年后,徐和少年外孙叙述往事,还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慨,“虽然知道新政已败,大祸将临,却都慷慨激昂,没有畏缩之态。但谈到光绪帝处境,则相对流涕,一筹莫展”。  1914年春天,徐致靖和康有为劫后余生,终于在杭州重逢,此时离戊戌年已近16个年头。他外孙许姬传看到的康有为是一个头带方顶缎帽、红结子、身穿蓝宁绸袍子、方面大耳黑须的中年人。两人眼光一对,康自称小侄,抢先几步,跪倒在地,徐也跪下,两人抱头痛哭。康说杭州当道朱瑞是袁世凯的人,怕隔墙有耳,建议笔谈。康从戊戌年得到英国军舰保护安全抵达香港说起,再谈海外的流亡岁月。徐谈的是六君子被杀,刑场情况,并写道:“在狱中得年侄乔茂萱的照顾,可以读书养性,曾作《祭六君子文》《续正气歌》等,是腹稿,下次来时,抄给你看。”说到出狱抵杭州,仁铸已逝时,康写道:“研甫年兄是我党通达时务的杰出人才,与谭复生可称双杰,如他在京,当不致如此惨败。”康说,戊戌年海外误传年伯被害,曾遥为祭奠。庚子年,听说年伯获释,曾托人带银奉赠,并有几首怀念诗,回上海后,当抄寄。徐写道:“钱未收到,诗颇思一观。”  接下来,两人谈到光绪帝之死,在谈到辛亥革命时,两人渐有分歧,康留恋清室,徐则认为满人多昏庸贪贿,不亡何待。  一刀尺白纸,两人手谈了80多张。临睡前,康把纸全烧了,还怕烧不透,用铜尺检查全是黑灰才罢。是夜,康有为与少年许姬传同睡。以后,康从上海来信,用的是日本手卷式的信纸,每封信就像一个手卷,书和文都很精彩,平均每个月有四五封。有便人来,康还托人带些广东的盐鱼、香肠、鲜荔枝等土产。有一次,康派人送来四首诗,其中有徐还在狱中时写的:“愁云惨雾何时解,正气歌成壮更悲。”有徐获释“喜而泪下”时写的:“冤狱两年悲党锢,维新元老纪新猷。”另两首中有句:“黑劫飞灰历几年,当时同补女娲天。”“万年青史纪维新,功罪如何说党人。”徐要外孙送到店里去装裱,并一直挂在外孙的书房里。  1916年夏天,袁世凯死后,浙江督军吕公望、警务处长夏超迎康有为到西湖避暑,住在刘庄,康邀徐同住。第二天在酒席上,康对吕、夏说徐老是度曲名家,今天大家可以一饱耳福。徐唱了《骂曹》,康欣赏唱腔,并琢磨徐文长原著的词意,不断地叫好。那天,徐兴致特别高,说:“坐在小划子(西湖的小船)里唱曲,更为清越好听。”于是大家分别上船,在湖心荡漾唱曲,盛夏之时,西湖游船很多,闻声纷纷靠拢,直到11点,才曲终人散,尽兴而归。康带了女儿和女婿,徐带了两个外孙,在刘庄住了一个月,这是他晚年最愉快的一段日子。“天旋地转沧桑变,世异时移流水悠。”徐作了一首七古长诗《七月既望夜宴刘庄酒后狂歌为南海寿》送给康有为,倾诉19年来的政变风云,壮怀激烈和流亡入狱之苦,其中有“贼臣卖主终卖国,甘心湛沉吾神州”之句,这个“贼臣”就是他曾密保、后半生耿耿于怀的袁世凯。  刘庄的夏天让康有为生出了住在杭州的念头,1917年他买下西湖丁家山一带三十多亩地,耗银四五万两,历时四年,在1921年建成了“一天园”,杭州人习惯叫“康庄”。正是在这里,年过花甲的康有为娶19岁的农家女张阿翠为六姨太,成为茶楼酒肆的谈资。他自题“康庄”联曰:  割据湖山少许,操鸟兽草木之权,是亦为政;  游戏世界无量,极泉石烟云之胜,聊乐我魂。  附近的山崖上题词,现在看到的“蕉石鸣琴”等都是他的手笔。1927年康在青岛去世后,“康庄”逐渐衰败。  徐致靖上折子保举谭嗣同,谭因病迟迟未能进京,徐去电催促,到农历七月才姗姗来迟,从那时起,谭几乎天天到徐家,或商量变法的事,或听昆曲,常请徐唱《长生殿》的《酒楼》一折,康有为则喜欢听《单刀赴会》中的“大江东去浪千叠”。

  变法事败,康有为出走,谭嗣同和梁启超、徐仁录乘一辆骡车到了日本使馆,谭与日本参赞笔谈:“梁启超君应避死,留为大用,托君重义,使之不死”,自己则“义不应避死”。  “与谭最投契”的徐仁录说,“谭浏阳侃侃而谈,神态坚定”,“他是一位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诺、明大义的豪杰,联袁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被捕前一天,谭嗣同去看林旭,林问:“你走不走?”谭回答:“我不走。”林说:“我亦不走。”谭到徐家,徐致靖留他吃饭、喝酒,谭说:“变法维新失败了,任公我已托日本使馆掩护他到津,由海道赴日,贼党追捕康先生甚急,吉凶未卜。”徐问:“你作何打算?”他用筷子敲了一下头,“小侄已经预备好这个了。变法、革命,都要流血,中国就从谭某开始。”  徐后来告诉外孙许姬传:“谭先生在临危时,谈笑自如,慷慨激昂,真豪杰之士。”并自责:“我对不住谭浏阳,如不保他内调,不致被害。”

  垂老之年,徐致靖向外孙许姬传解释谭嗣同的绝命诗时,还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因为他的保荐,1898年8月11日,黄遵宪以三品京堂候补出使日本(此前曾任驻日使馆参赞)。光绪帝被幽禁,黄在上海被捕,因日本的抗议两天后获释,从此隐居著书写诗,留下了《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等。对他当年的举荐,黄始终难以忘怀。《人境庐诗草》中有十四首《己亥怀人诗》,第一首是陈宝箴,第二首即是徐致靖:  纷纭国是定维新,一疏惊人泣鬼神。寻遍东林南北部,一家钩党古无人。  第十一首是写徐仁铸,前两句为:  臣罪当诛父罪微,呼天呼父血沾衣。  说的是徐仁铸上书愿代父入狱的事。  在徐致靖保荐的5人中,与梁启超关系最远。光绪帝也没有召见过梁,他后来解释其中的原因是由于梁“粤音太重”。徐仁铸与梁启超关系则要密切得多,请梁到时务学堂就是在他任湖南学政时。  许姬传回忆,进入民国,继康有为到杭州之后,梁启超也来了,身穿黑缎团花马褂,蓝缎团花袍子,头戴美式呢帽,手拿文明棍,坐的是四人抬的绿呢大轿,还有四个警察保护。那天外公也不在家,等外公一进门,梁就下跪。他们的谈话从徐仁铸说起,当梁问及他有没有回故乡宜兴,看看亲友,他的声音提高了,很激动地说:“戊戌变法我们失败了,无面目见江东父老。”梁说:“年伯何必如此,我们都是为国家,不能以成败论。”语气中有点窘。梁启超临走前,拿出一把扇子,请他写字留作纪念。送走了梁,他还自言自语:“梁卓如前呼后拥,跑到这里来摆架子,刚才我一句话说得他脸都涨红了。”第二天他作了一首七律写在扇子上,后面还有跋:“任公年世兄自京来杭,别十余年矣,不胜沧桑之感,因赋俚句,留作纪念。”  1915年梁启超有一次杭州行,在刘庄停留了10日,当地官僚殷勤招待,热情甚至超过了广东故乡。6月11日,他在杭州给女儿梁令娴写信,说自己在西湖边不忍离开,甚至想在西湖边买十多亩地,种茶、种乌桕,躬耕自得,做个“千户侯”。当时袁世凯称帝在即,他还要挥动如椽大笔去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等雄文,躬耕西湖的梦终究做不成,没能像他的老师康有为那样在西湖“割据湖山少许”。  四  悔之晚矣的密保袁世凯折  1898年9月,百日维新朝夕不保之际,康有为、谭嗣同等曾想依赖小站练兵、手握新建陆军,对新政表示支持的武人袁世凯,先让康门弟子徐仁录去小站看操(因为其哥哥仁铸与袁是盟兄弟)。由仁铸推荐在袁幕府的言敦源回忆,徐仁录到天津后,袁盛宴招待,看操时就坐在袁的身边,“词锋甚利,口若悬河”。仁录回京后,盛赞袁的治军才能,康、谭主张由徐致靖上密折保袁,这就是9月11日上的《密保练兵大员疏》:  臣窃见督办新建陆军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家世将门,深娴军旅,于泰西各国兵制及我国现在应行内治外交诸政策,无不深观有得,动中机宜。臣闻新建陆军之练洋操也,精选将弁,严定饷额,赏罚至公,号令严肃,一举足则万足齐举,一举枪则万枪同声。……  这才有光绪帝两次召见袁,赏侍郎候补的事。调袁进京,招慈禧太后之忌,一也。袁不可靠,二也。徐致靖谈起此事,“非常悔恨,似乎是终身遗憾”。当时,徐仁镜曾劝他们慎重,“交浅言深,是一种轻举妄动。因为袁是荣禄的部下,虽小站所练新军,博得称誉,但人数不过七千。袁是个看风使舵的人,他曾赞成办新政,那是趋时。”徐仁录后来也承认,“欲倚靠袁之兵力救光绪、诛荣禄,乃谭浏阳、康南海与我合谋,诚为孤注一掷”。可惜徐仁铸当时远在湖南,他如果在京,也许会力阻,毕竟他“深知袁之为人”,他是青年翰林中熟悉时务的后起之秀,受到李鸿章的欣赏,也是翁同龢的得意门生,他被革职后曾说:“保袁最为失策,此人居心叵测,如不保袁则维新变法虽失败,六君子或不致全部被害,一着错,满盘输。”他说林旭有见识,林有诗:“本初健者莫轻言”,对袁是有警觉的。  1916年6月7日一早,远在杭州的徐致靖得知袁世凯的死讯,脸上露出了戊戌以来18年从未有过的笑容,前来姚园寺巷报信的人络绎不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气氛,他说:“我垂暮之年居然赶上这一天。”他预备酒菜,对亲友说出了自己从未说过的心里话:  戊戌政变,屈指算来,已经十九年了。维新派在中国积弱的局面中,想要变法图强,可是没有清楚当时的局势,操之过急,以致昙花一现,终于失败。我们觉得光绪帝在甲午战败后,有变法图强的意思,想依靠他实行君主立宪。而慈禧是一个阴狠毒辣的暴君,光绪四岁登基,是她的傀儡,后来表面上归政,实际大权还在她手里,在这种恶劣环境中,我们的想法是太天真了。至于想借用袁世凯的兵力保护光绪,扭转垂危的局面,则是病急乱投医的举动。我是密折保袁世凯的人,徒然给他一个出卖维新,扶摇直上的机会。  他还说,“戊戌变法,因袁世凯告密,而慈禧再垂帘,囚光绪,捕杀维新党人,成为千古奇冤。”(《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114—115页)好在打倒袁世凯家天下的蔡锷,是当年徐仁铸办的长沙时务学堂学生,梁启超的得意门人,戊戌党人不仅参与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而且报仇雪恨,终于吐出了多年郁积于胸的怨气。他希望中国从此能上下一心,建立起名副其实的共和政体。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手机版|

GMT+8, 2021-8-2 20:22 , Processed in 0.057783 second(s), 20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4

Copyright © 2001-2020, Tencent Cloud.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