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利率环境下银行面临挑战的战略思考

作者简介：沉玄阳，本名沉鹏，凤凰网金融研究院副秘书长、北京子午大学MBA外聘导师（兼）。近年来，我国利率一直呈下降趋势。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利率处于长期下行通道，创造了长期持续的低利率环境。如何判断我国利率下行趋势？银行将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笔者结合马克思利率理论并参考日本案例，试图提供一些合理的答案，以供业界参考。 1、对当前利率走势的理论分析表明，利息是剩余价值除以资本的组成部分，资本家从获取资本的资本家那里提供资本，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利息只是公司的一部分有时，其上限是收入本身，下限大于零但根本无法限制。利率是利息与相应资本的比率。其水平首先取决于收入率，其次取决于贷款人和借款人总收入的分配比例，而这个比例往往是由市场竞争决定的。马克思的研究深刻地表明，实体经济的理论利率是利率的主要决定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受到资本供给充裕程度的影响。实体经济平均回报率越高，利率总体水平就会越高，反之亦然。即在经济繁荣阶段，实体经济平均收入水平较高，投资机会较多，贷款机构对资金需求旺盛，竞争天平向资金供给一侧倾斜，因此利率往往会上升。在 g 期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实体经济平均收入水平较低，投资机会较少，贷款机构对资金的有效需求不足，竞争的天平向资金方倾斜，利率往往进入下行通道。当然，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不存在宏观调控因素，利率的变化完全是被动的。经过两天多的发展，宏观调控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常态。在现代经济中，利率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通过改变共享资本或资金与收入的比例来改变实体经济中经营主体的行为，与实体经济形成新的循环逻辑。即在经济繁荣阶段，发挥监管作用的金融管理部门经常将利率提高到实际利率水平之上，并提高资本金比例。收入资金，防止相关经营主体投资热情过高，防止经济过热。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时期，金融管理部门正在解散，监管职能往往将利率压至低于实际利率水平，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支持，增强盈利能力和竞争力。实体经济可以依靠利率降低增强造血功能，激发发展活力，增强竞争力，进而加速摆脱周期性因素制约，实现经济相对稳定可持续发展。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我国经济继续面临下行压力。居民总体收入水平实体经济也已摆脱高惯性水平，进入逐步接近世界平均收入水平的状态。与此同时，我国为了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多年来金融管理部门一直致力于降低实体经济综合融资成本。当前，稳增长、保就业压力依然较大。维持低利率的主要政策取向不会改变。实体经济整体收入水平难以显着提高。利率整体下行的驱动力没有改变。低利率环境将长期持续。 2、我国银行业应对低利率环境的探索与实践。根据上述结论，在经济繁荣阶段，银行体系作为重要的供给体系资金规模较大，将享受高息政策红利。这从银行机构处于“双赢”状态，社会资本渴望投资这里的股票或银行就可以直观地看出。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期，银行体系将承受低利率和市场的双重压力。近年来，我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储蓄加速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相结合，形成了优质产品需求不足、净息差收窄、风险成本上升的三重压力。这对很大程度上依赖净息差作为收入来源的我国银行业的业务模式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例如，中国银行2024年净息差收窄至1.4%，2025年上半年进一步收窄至1.26%； 2024年工行净息差收窄至1.42%，并再次收窄至1。2025年一季度增长33%。面对严峻挑战，我国金融业日益认识到低利率将长期成为常态，积极探索复制策略和方法。一方面“向外看”，积极拓展价差对冲轮动的市场机会。在经营理念上，银行机构致力于放弃只追求资产规模、抢占市场份额的“事业落地”的粗放发展模式，普遍确立了以业务为中心的经营理念。从业务结构来看，考虑到零售业务具有风险差异较大、利率敏感度稍低的特点，各大中型银行普遍将战略方向从主攻公司业务调整为商业与零售业务“双轮驱动”。多家大中型银行建立“大零售”战略并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等，精准实施客户风险分析和差异化定价。尤其是他们在数字银行店的发展上取得了惊人的成果。例如，招商银行率先提出并成功实施“零售银行”，在平滑利率周期效应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截至2025年6月末，净息差达到1.88%，高于行业平均水平1.42%。信贷投资方面，关注绿色金融、科技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等国家战略重点领域发展。同时，可以通过现有贷款淘汰等方式，适当退出高风险、高杠杆、低效率、不造血的业务。例如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凭借庞大的客户基础和广泛的网络覆盖优势，在普惠金融建设方面取得了显着进展。在提升服务方面，通过打造开放银行生态系统、开发数字孪生银行系统，在诸多工作和生活场景中提供嵌入式金融服务，改善客户体验，增加客户粘性，提高竞争市场中的利率定价能力。另一方面，我们“向内看”，努力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布局上，一些高成本、低收益的网点加速关闭。例如，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将在2024年关闭300多个网点，而六大银行和联合银行将在2024年关闭超过300个网点。2025年上半年网点数量达到2600家，创同期新高。在管理方面，我们依靠数字化转型，优化管理流程，提高集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降低成本。例如，中国银行的成本收入比从2024年的25.83%优化至2025年上半年的25.11%；工行2024年成本收入比为29.43%，2025年上半年为29.43%，低于50%以上的国际平均水平。三、日本银行业应对低利率的经验教训 日本自1996年起进入低利率时期，利率精益低于2%。 2016年至2024年连续八年实行负利率，是全球实施低利率政策最普遍、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体。日本央行在长达十年的低点甚至负利率中挣扎利率环境给全球银行业提供了宝贵而深刻的教训。简而言之，日本的主要应对策略是：一是在住房贷款、企业融资等领域，以量抵价的尝试有限。但由于日本经济“失去的30年”、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日本制造业、半导体、精密制造、装备等产业在“广场协议”后遭到美国的全面打压。信贷有效需求不足，影响有限。二是热衷于理财、海外业务、投行业务等非利息收入。但在国外开展业务也面临着汇率风险、融入当地市场困难等诸多难题。一个直观的体现是，国外的文胸很多曾经繁荣并广泛分布在全国的日本银行分支机构在欧洲已被关闭。第三，实施根本性降本增效和数字化转型。包括分支机构合并和线下网点关闭、大规模退出和自动化以提高效率；加大技术投资，优化流程并改善体验。四是产业整合、兼并重组。从结果来看，日本银行业应对低利率冲击的主要教训如下： 第一个也是最大的教训是银行业是一个受保护的、稳定的行业。缺乏主动应对低利率环境的长远规划和战略决心，尚未陷入过度依赖净息差的商业模式陷阱。即使在负利率时期，许多银行仍然考虑净利息利润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导致银行机构在低利率环境下的内生脆弱性急剧上升。其次，一些日本银行将“走出去”视为国内市场饱和时寻找更多收入渠道的“救命稻草”。因为在国外我们面临着环境陌生、信息不对称、技能不匹配等严重问题。伴随而来的是难以充分认识的巨大风险，包括汇率风险、信用风险等，导致“走出去”演变为“火中取栗”，给一些日本银行带来了恶劣后果。三是用信贷支持来延长僵尸企业的生命，甚至是遮盖风险的“遮羞布”。在“失去的30年”期间，由于美国打压等诸多内外部因素，一些日本企业甚至是全球大企业都遭遇了经营困难。国家政策不完善、技术路线选择不当、经营战略无法适应形势变化等。在产融深度融合的模式下，企业集团利用其控制的银行机构为实体企业输血，导致“企业失血——银行失血”的陷阱，同时造成企业和银行的失血。第四，地方中小银行专注于传统存贷款业务，缺乏差异化优势，是低利率环境下最脆弱的群体。它们的独立生存受到严重挑战，将被迫发起并购浪潮。第五，自主应用数字技术降本增效将不再是扩大效益的选择，而是保障安全的必由之路。在低利率时代，许多日本银行盲目相信传统的交易方式。迪化管理模式和终身雇佣信条。他们对实施技术替代体力劳动、提高智能系统效率以促进成本大幅降低的重视程度和投入不足，严重影响了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四、我国银行业应对低利率环境的对策建议。首先，要明确低利率政策的功能定位。按照马克思利率理论，低利率刺激经济的目的是通过调整收入分享来激发实体经济主体的投资意愿和创新能力，强化实体经济在收入回报方面的“造血功能”。日本的教训表明，在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时代，没有比简单地降低利率更大的风险了。维护基本经济秩序。与此同时，低利率导致日元贬值，日本经济未能生存。日本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没有增长。因此，低利率政策主要利用金融跨时空配置资源的能力，打通时空通道，推动经济摆脱螺旋式下降。需要定位为激发经济活力的辅助刺激因素，而不是主导因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低利率环境下，对僵尸企业缺乏严格的信用约束，可能会导致熊彼特创造性破坏机制的系统性失灵，导致较大的风险错配和经济活力普遍下降，最终导致更大的系统性风险。因此，越是困难时期，信用纪律越要严格，确保及时有效消除风险。二是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强化战略举措，自觉适应低利率环境。建议我国银行业机构广泛深入研究日本应对低利率的经验教训，积极适应甚至引领变革，尽快立足实际、从战略高度制定自己的应急预案、战略计划和行动指南。其中，战略清晰度是关键。无论是国际化还是深耕本土化发展，我们都要对风险有清晰、全面的认识，要通过多元化发展培育独特的竞争优势。日本的经验教训表明，大型银行依托全球布局，在测绘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台风可能更容易抵御。实习过程中在国际化进程中，大型银行要牢牢掌握主动权，地方中小银行要打造较强的国际化战略风险管理能力，落实充足的风险保障。本土中小银行经营回旋空间有限，处境艰难。预计独立生存将困难的银行应充分​​认识到，为了生存而合并可能是大方向，尽早研究战略合并，避免失去价值后被迫合并。第三，差异化的强迫性才是王道。深刻领会和体会聚焦本源、回归主业的精神实质。要明确本源，以高质量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核心业务必须定位于低成本、高效率地为实体经济解决融资问题。服务，而不仅仅是解决信用问题。尤其是地方中小银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同质化经营没有前途，业务合并模式将受到挤压。它必须找到自己独特的价值模式，通过与当地的深度融合，提供大银行无法替代的个性化服务，以发展多元化收入结构为核心战略，成长为细分领域的专业银行，与当地经济共同成长。四是依靠数字化转型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作为重点应对策略。严格坚持风险定价原则，通过准确的风险定价精打细算，实现“每一分钱都很重要”，改变花钱过多的旧习惯。我们视成本控制为生命线，提前苦练内功，提高各层面的资本产出和资本产出效率。特别是必须把数字化转型和自动化替代作为关键战略，加大投入力度，保持稳定实施，大幅降低运营成本。大数据时代，大型银行的服务下沉，严重挤压中小银行。中小银行要想摆脱贫困，就必须做好成本管理，才能开辟一条“康庄大道”。 （编者：徐子立）